轮椅上的坚强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而为而愧疚······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一）
四十七年前即1970年，国内，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还在继续。国际，中苏关系紧张，珍宝岛军事冲突连续发生。紧接着备战备荒加强三线建设的主旋律响起。在“要多快好省地修建铁路”的号召下，“铁建”运用而生。在充满激情和神圣使命的时代中，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和弟弟一生的命运。
在满街满巷挂着“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三线建设要抢在战争的前面！”大红标语的宣传和激励下，不满16周岁的弟弟从刚上了几天的中学跑出来，瞒着父母偷偷地报了名，竟然不符合18周岁的规定也被录取了。
父母虽然心疼和不舍还未成人且唯一的儿子，但生活的拮据也就默认了。作为家中的长女，我第一次陪着弟弟也是最后一次陪着用双腿走路的弟弟在钟楼街购置了生活用品。当弟弟试穿一件天蓝色的球衣时，他脸上的笑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因为这是他16年来第一次尝到穿球衣的滋味。晚上，母亲边收拾弟弟的衣物边嘱咐他：“照顾好自己，记得喝水不要上火，给妈妈来信······”
五月，万物争荣的季节。在锣鼓喧天中，在红旗的海洋中，在此起彼伏的政治口号中，在欢送的人群中我陪着母亲目送着弟弟的那辆大卡车渐渐远去······
█ 上世纪60年代幸福的一家人
（二）
弟弟第一次离开家，牵动着全家人的心，牵挂弟弟最厉害的自然是母亲。在母亲期待的日子里，弟弟来信了。
爸爸妈妈：你们好！
我来到这里（繁峙县东三泉村）已经两个星期了，我很好。我们和解放军战士一样，过的是连队生活。每天的任务是挖土方，抬土垫路基，我能受得了。因为这是为三线建设，为修建“京原铁路”做贡献，我就不累了。
妈妈，你知道我一顿能吃几个红面包子？不知道吧，告诉你们吧，12个！就这，我还不是饭量最大的呢。还听说我们每月发42块钱，这样就可以给家里减轻负担了。连长说除了每月发给我们6块生活费，其余的上级全给我们攒起来，我想等儿回家时一并给妈妈带回去。
妈妈，你们现在情况如何？两个妹妹可好？姐姐的工作有指望吗？太晚了，有话下次再写吧。
祝全家身体健康！
儿 1970·6·
我给母亲读完信，母亲眼里充满了泪水。
大约过了一个月，又收到了弟弟的第二封信。
爸爸妈妈：你们好！
工作很紧张，连里准备搞文艺活动，我参加了宣传队，我们排练表现战士的舞蹈，我担任其中的一员。我的笛子、二胡要用，请抽出时间给我邮来。因太忙，不多写了。
祝全家都好！
儿 70·7·
就在我准备给弟弟邮寄二胡的那天，心中还想着他跳起舞蹈的滑稽样子，还有他拉起二胡洋洋得意自信的表演，铁建战士为他热烈鼓掌的场面。想着弟弟从小就天资聪明，在艰苦的岁月里跟着当大学音乐教师的姑父学会了五线谱乐理知识以及拉二胡，弹吉他，吹笛子，这下可有了用场了，心中充满为弟弟骄傲一把的喜悦。母亲还高兴地说：“原生长得就像杉杆（河北话，长得高的意思)一样,还跳舞哩！”
可是，那把二胡还未寄出，一封加急电报送到了我家。当父亲打开那封电报，一行不祥的字出现在眼前：“发生塌方事故，请速前来。”父亲的手颤抖着，又把电报看了一遍，没错，就是这10个字！
全家人顿时惊呆了！发生塌方埋了多少人，弟弟是死是活全然不知，肯定是凶多吉少。母亲此时已哭成了泪人，弟弟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孩子是母亲心中的希望啊。
（说明：这里，我省略了土方坍塌以及战友们救人的感动场面等等细节，我听弟弟讲述过。弟弟从去年8月病重到现在依旧躺在医院里，花光了我们姐妹和亲戚给他筹集的数十万元，碗口大的褥疮感染露出了骨头，危在旦夕，没有可能再回忆那个揪心的场面。而且他一直不想回忆，也不让我写文章发表。他说，几十年都熬过来了，父母、家人、亲戚、朋友、战友都关心过、支持过他，他一直感恩在心。他想静悄悄地离开这个世界，不想让战友们为他难过也不想麻烦大家，大家活着都不容易。我是瞒着他写这篇文字的，我想让他活着，也许会遇上更好的医生和治疗办法，遇上他的救命恩人！请弟弟见谅）
（三）
区委的吉普车把我和父亲（考虑母亲患有心脏病不能前去）接到了繁峙县砂河镇医院。
当我和父亲走到那张病床前，眼前静静地躺在白床单里的人，那个黑黑的憔悴的人难道是我的弟弟？当我听到有气无力的一声：“爸爸、姐姐”时，我一阵惊喜，弟弟还活着！他还活着！而且他还会笑！此时的父亲也松了一口气。我们不知道他的病情，想象的不会那么严重，弟弟还会好起来，还会继续在铁建工作，参加文艺活动跳舞、拉二胡。
可是，我们想错了！从那天塌方事故中死里逃生活下来的弟弟，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我们不是医生，不知道“截瘫”这种毁坏了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病就像魔鬼一样，让一个活生生的人一辈子有腿不能站立，有手不能拿东西，有嘴不能自己吃饭的痛苦伴随人的一生。
当时待业没有工作的我，以铁建编制成了弟弟的陪侍人被留了下来，开始了为弟弟治病的漫漫之路。
一开始，部队首长，铁道兵团的司令员以及县区领导几乎是走马灯式的来医院慰问四个受伤的“战士”（其实是民工），感动的我们热泪盈眶，都表示伤好后再为三线建设立新功。等慰问的活动冷却下来后，医生天天来病房擦看他们的病情，用针扎着下身问，这里有没有感觉，那里有没有感觉。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两个女伤员差不多恢复了感觉，两个男伤员却没有进展，大小便失禁，两条腿依旧没有知觉。
八月中旬弟弟他们转入了山西省人民医院。我们抱着希望能在当时条件最好的医治下恢复健康，但是弟弟却褥疮感染发起了高烧，经过输液，终于退烧了，开始了常规的治疗。
在医院里陪侍弟第，与大夫、护士的关系处的很熟，他们教会了我打针、换药、输液等等技能。我除了给弟弟打针换药外，护士们有时让我穿上白大褂去给病人打针。因为那时文革不久，医院的规章制度很不健全，有时大夫做手术还叫上我帮忙，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在住院期间，母亲经常给弟弟做上包子、饺子他喜欢的饭菜来看他。当做母亲的看着儿子一口口吃着饭菜香甜的模样，才满意地离去。其实，母亲根本不知道儿子的病情，也不相信她的儿子永远不会走路了，我也是一样，弟弟更是蒙在鼓里，我们都傻呵呵地“乐着”。
弟弟在治疗空挡，看了不少当时市面上还买不到的书：《沸腾的群山》、《暴风骤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三辈儿》、《卓娅和苏拉的故事》等等。除了看书，还学唱了不少当时禁止的歌曲：“四季歌”、“红莓花儿开”、“喀秋莎”、“芦笙恋歌”等等，当时的我们正处于青春萌动的年纪，这些带有励志和爱情的书籍以及柔情蜜意的歌曲就是给躺在床上的弟弟的精神食粮。记得当时，我们正唱的无比欢快时，突然就有人推门进来，歌声戛然而止，因为我们是偷偷的在唱嘛。
弟弟的病情依旧，经我们和部队、铁建领导的再三要求下，决定去上海进行治疗。
（四）
1971年3月，北方气候乍暖还寒，但江南却是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
由铁建派的大夫，家人连同伤员一行10多人，抬着两副担架在火车上熬了两天两夜，终于由救护车拉着我们一行住进了事先联系好的“上海卢湾区人民医院”。我们住进了这个条件一般的六层顶层病房，就是上海人说的“小阁楼”。
不见不知道，一见吓一跳：这个阁楼里竟然住着六、七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截瘫病人，而且男女都有，加上陪侍人，这个病房住有10多个人。我们陪侍人都睡在病人的床底下，每天吃喝拉撒睡都在这个小阁楼里，想想那是什么状况。可是为了治病，又是人们迷信、崇拜的大上海，只能这样了。
█ 弟弟坐在他的病床上
第二天，医院就派一位大夫给弟弟按摩萎缩了的两条腿，我们备受感动，心想上海人就是不一样，服务态度真好。父亲和铁建大夫几位同行准备返晋，不料意外发生了。
次日，大夫又给弟弟按摩了腿部。下午，我坐在床前为他读毛主席语录：“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突然，弟弟说难受，然后就人事不省了。
我痛哭失声，请求他们会诊，大夫，救救我的弟弟！我弟弟才17岁呀！
输氧、输液、吸痰抢救！下病危通知书！父亲把火车票退了与我陪了不吃不喝昏迷不醒的弟弟五天五夜。我们把最坏的结果都想到了，只是怎么交代千里以外苦苦等待好消息的母亲。
真是苍天有眼，他不该死，他不想让白发人送黑发人！他醒了！
“姐姐，咱们这是在哪里？”
“你说呢？”我激动万分，反问他。
“是不是还在火车上？”
“是啊，我们在火车上，准备去上海呢。”父亲也高兴地与儿子说话。
我告诉他，咱们已经来上海一个星期了。
原来，弟弟的腿半年多不活动，肌肉萎缩，韧带强直，那个年轻大夫没有经验按摩太用力，把两条腿全按的骨折了，弟弟的腿无感觉，发生了这次事故。后来，弟弟的腿又肿又粗，我曾经想找他们讨说法，人生地不熟的，弟弟也活过来了，此事不了了之。
父亲回太原了，留下我们姐弟俩，倍感孤独，虽然还有其他病友同在。
我们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同病相怜的病友打成了一片，开始了半年的强制型锻炼。首先练习自己穿衣服、起、坐，因为弟弟的腰椎断裂，已打上钢板，虽然非常痛苦，经过练习很快就能自己起坐了。然后练习站立，这可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因为双腿毫无知觉且萎缩了。我借来病友的双拐以支撑练习，我和病友的陪侍人扶着他费力的靠在墙边，每次大家都累得大汗淋漓。经过一个多月的练习，弟弟能拄着双拐站立了。后来就练习走路，拄着双拐用腰部、胯部带动腿，费力地甩动，一左一右，强迫无知觉的腿往前迈。一天又一天我们坚持着，我幻想用坚强和毅力锻炼会出现奇迹，可是几个月下来没有任何进展，下肢依旧毫无知觉。
█ 在卢湾区医院锻炼
就这样，我们还是充满幻想，为了不让父母担心，我借病友的相机给弟弟拍了住着双拐锻炼的照片，给爸妈寄回太原。不久收到父亲的来信，说妈妈拿着弟弟的照片看了又看不肯放手，这张拄着双拐的照片，无疑给了母亲极大的安慰。我都能想象到戴着老花镜的母亲把照片贴在脸上仔细看着儿子照片的情景：一边看，一边擦拭着眼泪······
█ 弟弟借病友的手摇车在上海外滩留影
（五）
国庆节快到了，就在弟弟继续努力锻炼，配合医院的常规治疗时，突然有一天，医院把我们外地住院的病人一个不剩统统赶出了医院。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医院只有一句话：上级的命令！我们当时全蒙了，特恨这个医院的无情。后来才知道，中国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林彪叛逃，国家一级战备。
在一个淅淅沥沥的雨天，我要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把弟第和我送到上海合肥路一家偏僻的小客栈，我吃力地将弟弟背上了二楼。这意味着弟弟中断了正规的医疗，今后将由我自己联系医院门诊治疗。
我到处打听治疗截瘫的医院，和医院约定好治疗时间，然后要上三轮车把弟弟从旅馆的二楼背到三轮车上，然后又把弟弟背到医院的三楼治疗。弟弟那时有1·75米，最少也有100多斤吧，我们日复一日。条件好的单位，截瘫病人最少也是两个人陪侍，想想当初我就是女汉子。其实，我多么想有人助我一臂之力呀！弟弟经受着电疗、扎针、喝中药等等痛苦的过程。看那针就把人吓一跳，可不是你见过的那种细细的，毫不夸张地说，就像打毛衣那么粗的针，大夫毫不手软就穿到病人的背部的穴位。为了恢复，弟弟从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我们经见了集居在大上海的许多截瘫病人，知道了这种病的残酷性，神经受损在哪个部位决定你的肢体的感觉，弟弟还不算最惨的，起码他的两只手会动。如果是颈椎神经受损，脖子以下全无知觉。
█ 在上海合肥路小旅馆前留影
快到年底了，铁建来信询问病情，让我们做好回晋的准备。我们提出给弟弟取出腰里的钢板再回去，铁建同意了。
找医院取钢板费尽了周折。上海举目无亲，人情、面子及其他我们一样不占。我只能借助病友的途径，每天去医院找大夫述说，请求。坐在医院的住院部打听床位，述说着弟弟的经历，有时说着说着就痛哭起来。还是好人多啊，最终感动了他们。
想起动手术的那天，铁建没有来人，他们说有我，父母没有经济能力过来。我在手术单上签了字，看着弟弟被推进手术室。我一个人站在静静长长的走廊里，心中一阵凄凉。担心弟弟能不能顺利下了手术，有没有生命危险，多么希望爸爸妈妈在我的身旁给我胆量和勇气啊。
手术终于做完了，同病房的好心人七手八脚把弟弟抬到床上。出院后，弟弟继续锻炼、治疗，但是没有任何进展。我们希望通过取钢板的减压手术恢复神经感觉的愿望破灭了。
（六）
1972年的春节就要来了，小旅馆住的人陆陆续续都走了，除了我们几个病人和陪侍人，旅馆里冷冷清清。大年三十那天，我和弟弟躺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看着天花板默不作声。我们第一次在外过年，想着远方的父母，想着一家人围坐在小木桌旁，吃着妈妈做的热腾腾的韭菜饺子，想着两个年幼的妹妹······此时我们感到了什么是孤独，什么叫思念。我不由自主地抽泣起来，弟弟也难过的哭出声来。一年前还是活蹦乱跳的小伙子，现在却瘫痪在床，能不难过吗。从受伤、高烧、昏迷、手术，一道一道的难关，弟弟从未哭过。此刻，姐姐知道你内心的痛苦，今天你好好哭吧。
父亲来信了，我们读了一遍又一遍。知道50多岁的母亲还在纸箱厂拉平车，晒纸箱为补贴家用。两个乖巧的妹妹学习很认真，经常问哥哥病好了吗，能走路了吗，我和弟弟的心瞬间温暖了许多。
（七）
上海一年多的治疗，吃苦受罪让我们懂得了不少医疗知识，对截瘫病有了充分认识也有了思想准备。可是当担架抬着他回到家里，母亲还是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她以为照片里的儿子真的能走路了。
回到太原，我继续陪弟弟在铁路门诊治疗、锻炼，还是不想放弃。
铁路修好了，部队要开拔，铁建兵团开始做解散前的安排事宜，到1972年底能安排就业的全部安排了。弟弟已成残疾人，哪个单位肯接受丧失劳动力的人？在当时政治气氛的高压下，我们违心、无奈接受了民工伤残的一次性补偿协议。
当母亲拿着一次性付给的3000多元钱，号啕大哭。这意味着弟弟以后的治疗、生活等等要家庭负担了。
兵团解散了，从此弟弟就是街道无业居民，一个让家庭负担的残疾人。
全家人顿时跌落在无望的气氛中，弟弟也开始消沉。他想不通，为什么我是因公负伤，公家不管？为什么用处理民工的文件对待我们？
其实，我们那时的身份就是民工，只不过年轻幼稚的我们不懂或不愿意承认。
（八）
生活、治疗还要继续。母亲花了好几百元给弟弟买了手摇车、海绵垫等，一年后，那笔钱所剩无几。
有一次，弟弟路过一个篮球场，看到和他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在打篮球，奔跑、跳跃、欢笑······他默默地摇着手摇车离开了。
每天看着父母亲为了家为了他而辛苦劳作，看着日益消瘦的母亲和沉默寡言的父亲，他想自己不能再消沉了。要把在上海顽强的锻炼劲头拿出来，我有两双手，我要自立，我要好好活下去！不要父母为我每天唉声叹气，为我流泪。
从那天起，弟弟开始拿起乐器，什么口琴、笛子、二胡、吉他，本来就有音乐基础的弟弟，拿起什么都能摆弄两下。家中的气氛很快就好了起来，后来父亲从他微薄的工资中拿出一些，给弟弟买了一把小提琴，经过练习，竟能拉出不少好听的歌曲，心情也明亮了起来。还给周围的四邻五舍带来了快乐。
后来，弟弟又开始练习写作、谱曲、速写、书法，他做什么都有模有样。比如，庙前街搞什么宣传，出个什么通知或是张个红榜，街道主任就过来了。弟弟写写画画，从来是有求必应；街坊邻居办喜事，过年过节写对联，他都乐意效劳。我们家因为有弟弟的好人缘，街道干部和街坊都夸母亲有个好儿子，母亲的脸上自然也有了笑容。
（九）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妹妹们先后出嫁了，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父亲也退休了。
自从弟弟残疾回到家，母亲操尽了心，街道工厂也不能去了。由于母亲多年操劳过度加上唯一的儿子的意外打击，本来就高度近视的母亲双眼得了白内障，直到她老人家看不清火炉，看不清锅放在哪里，才住院动了手术，最后保住了一只眼睛的视力。
就用这一只眼睛，患有心脏病的母亲伺候了弟弟15、6年。
家庭的困境，弟弟看在眼里，他想给父母减轻负担。开始接触无线电技术，找来了许多这方面的书籍，把家中唯一的一个旧半导体收音机，拆了装，装了拆。以后，又买了一些电视机零件，按照线路图竟然组装了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成功，无疑给弟弟带来了更大的勇气和希望。
如果是正常人，能自学成弟弟这样也很不容易。何况弟弟是残疾人，他的腰椎横断成了“弓”型，无力支撑，坐久了疼痛难忍。加上下肢无知觉，坐久了就生了褥疮，为了不给我们增加负担，他自己学会了换药。
伤在儿身上，痛在娘心上。母亲经常念叨：“原生，休息休息吧，屁股又坐麻了！”弟弟知道母亲的苦心，可是，不奋斗，不吃苦怎么能学好技术。弟弟就在庙前街15号那个10多平方的屋子里，度过多少个寒冬酷暑，母亲就陪他度过多少个日日夜夜。
弟弟的无线电修理技术日渐精进，他不仅会修理半导体、电吹风等等，后来为了提高自己的知识面，参加了南肖墙小学举办的“家电培训班”，技术提高了，开始接修电视机。因为弟弟修理费收的很低，一般小的故障就免费修理，所以附近的街坊邻居有什么需要，弟弟从来都是热心接待，时间久了，竟然有了点小名气。有一位农民大叔，经常拿着电器专门过来让弟弟修理，他说，我就相信你。还有庙前公社福利厂的盲人，聋哑人他们唯一能娱乐的半导体收音机，都到弟弟这里来修理。时间长了，他们每个人的小名，弟弟都能叫上来，肯定，许多时候都是免费修理。
█ 弟弟的快乐电器修理部开业
有时候，我不知道弟弟为什么对那些盲人、聋哑人那么好，我感觉是他们同病相怜吧。可是，我低估了弟弟的思想境界。他有一次对我说：“人不能只为一口饭活着，应该把为那些更可怜的人服务当成快乐，应为社会发点光发点热。”他认为自己是有用的人了。母亲经常和邻居骄傲地说：“我儿子能养活我哩！”
有一次，我和弟弟一起收看张海迪的报告，我们被她的事迹感动的流泪了。张海迪所走过的路闪耀着光辉，我的弟弟所走过的路也是一步一个脚印。他那么坚强地活着，克服了那么多困难，弟弟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强者！
（十）
母亲终于支撑不住了，这个围着丈夫、儿女转了一辈子，只进过扫盲班的女人，这个为健康时的儿子操劳了多年，又在儿子残疾后陪伴着走过了漫长的17年，终于倒下了。
母亲躺在医院的抢救室，陷入半清醒半昏迷状况，父亲和我们姐妹轮流陪护。头的上方挂着监护器，那些红色的线条在上上下下不规则地跳动，但液体已经输不进静脉血管。凌晨，母亲病情更加严重，突然睁开了眼看着什么，张着嘴似乎要说什么，表情非常痛苦。我们把弟弟从家里接了过来。
当弟弟坐在母亲的面前时，母亲似乎知道儿子来看她了。弟弟流着眼泪对着母亲呼喊：“妈妈！儿子来看你了！妈妈！我的声音你听到了吗？妈妈，是儿子不孝！是儿子连累了你呀！妈妈，对不起！妈妈······”此时，母亲就像听懂了儿子的话，其实她老人家就是在等儿子的到来。母亲闭上了眼睛就像睡着了一样，她走了。
母亲走了！她老人家太累了，她应该休息了。
从河北农村来到太原与父亲团聚的农家妇女，一辈子守着这个贫穷的家，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的家庭妇女，用她的坚强、善良、憨厚、隐忍，默默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心灵创伤，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当弟弟收拾母亲的衣物时，看着那一包袱母亲为他亲手缝制的两条岔棉裤（即只有裤腿，没有裤腰的棉裤。为方便弟弟大小便特制）和一大包尿垫时，弟弟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那个人世间最痛爱最关心他的人走了。
（ 十一 ）
弟弟更加珍惜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光，他为了让父亲宽心，努力地做好每一件事。除了继续修理家电，还抽时间参加了太原市首届迎春杯残疾人书法比赛，获得三等奖。同时还自学大学文科课程，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数篇文章，多次获奖，光获奖证书就有十多本。1992年，弟弟被市残联授予“自强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他还去北京参加了长虹彩电杯比赛，李克强总理与他们合了影。
█ 1982年3月5日，参加南城区组织的学雷锋为群众义务修理电器
█ 1995年7月代表山西团参加了全国电器维修大赛，在人大会堂受到团中央书记李克强等领导的接见
多少年了，弟弟的病情依旧，身上的褥疮不时感染加重，实在顶不过去就得住院治疗，每次都得到上天的宽容，活了过来。
我们姐妹虽然各自成家了，但几十年来我们的心依旧没有离开，弟弟的事常常挂念在心，有事必到，有难必帮。
后来，弟弟的身体越来越差，在他不到50岁时就不能修理电器了。上世纪90年代街道给办了低保，一开始每月就百十来元，后来和全国退休职工一样涨了十几年，到现在低保金涨到了600多元。
█ 参加市残联活动
█ 被市总工会、市残联等部门授予“并州自强模范”称号
█ 参加残疾人运动会
█ 弟弟发表的文章
█ 弟弟多年获得的荣誉证书
█ 弟弟收存着2000年5月5日太原晚报“三十年前有个铁建”张珑安的文章
█ 1995年5月，弟弟接受太原广播电视报的采访，保存着《寻找铁建人》李晋雄的文章
（十二）
弟弟和父亲陪伴的日子里，父亲主外，弟弟主内。坚强的弟弟摇着轮椅学会了做饭，炒菜，经常给父亲蒸包子、包饺子、压面条，还经常给父亲洗衣服、缝扣子，俨然一个母亲的角色。父亲则是弟弟的腿，几十年来买粮、买菜跑来跑去一直到他86岁那年为止。
父亲那年在买菜的路上因为脑梗摔倒后 ，一病就是10来年，侍候父亲的任务落在我们兄弟姐妹们的身上。
一开始，父亲借助器械还能走步，还能自己吃饭。我们姐妹轮流陪护父亲，每天推着半身不遂的父亲去各个公园锻炼，去能进去的大小饭店就餐，我们姐妹的想法就是能尽一天孝心算一天。弟弟拖着病体，每天用按摩器给父亲按摩，读报，念古诗······直到父亲94岁那年完全没有意识才停下来。
去年，桃花盛开的季节，97岁的老父亲在与弟弟相陪相伴29年后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也和母亲一样，耗尽了自己一生的精力，去那个世界与他的老伴团聚去了。
（十三）
父亲走了，弟弟也倒下了。他的褥疮烂到骨头上，因为又查出癌细胞，危及生命，大夫正考虑给他截肢的手术。弟弟十多年为了陪伴父亲，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期。从去年夏天到现在，弟弟一直躺在医院里。现在靠着输液、输血延续着生命。
我不想让弟弟死！我想让他活着！哪怕是多活一天也好！
弟弟常常和我们说，他自从受伤以来，度过了47年的光阴，要不是有父母的陪伴和姐妹们、亲戚们的不离不弃，他早就见上帝去了。感恩父母！感恩姐妹！感恩亲朋好友！感恩政府部门对他多年的关怀！
当我有时思想不愉快，抱怨这个不如意那样不满足，抱怨工资低，感觉自己不幸福时，想起弟弟有腿不能走，我是不是很幸福！我每月几千元的工资，想想弟弟每月只有几百元，我是不是很幸福！我经常去青山绿水的地方旅游，而弟弟则没有条件享受，我是不是很幸福！所以，不同的人，对幸福有着不同的诠释。
如果一个人对一切充满感恩，他的心中会充满阳光！喜悦！这个人就是我的弟弟任原生——一位在轮椅上度过四十七个春秋的残疾人。
（我借鉴了孙女文章的题目，下面是孩子四年级在太原晚报阳光小记者专刊中写的一篇文章）
轮椅上的坚强
我有一个老舅，年近60岁，两鬓斑白。老舅16岁在“铁建”工作时，一次塌方事故造成了他下肢瘫痪。从此，以后的日子，他都是在轮椅上度过的。
老舅爱吟诗作画，每次他写的文章不是上书就是登报，逻辑条理、语言优美，颇具感染力。
老舅还是个大孝子，他有一个93岁的老父亲，也就是我的太姥爷。太姥爷已经不会说话了，瘫痪在床。老舅操尽了心，每天坐着轮椅给太姥爷做饭，念古诗，老舅说上句：“床前明月光，”太姥爷就含糊不清地回答：“疑是地上霜。”这时老舅就会鼓励太姥爷说：“不错不错，太棒了！咱们继续。”我想，小时候是太姥爷教老舅念古诗，而现在调换角色了。我相信在老舅的精心照料下，太姥爷一定会长寿的。
每天早上天还未亮，老舅就会起床做饭、喂饭了。吃饭时，太姥爷的口水就会流出来，老舅从来不嫌弃，给太姥爷轻轻擦掉，然后跟太姥爷说：“咽，咽，小心点儿，别流出来。”这句话每天都要重复几十遍，直到太姥爷吃完，老舅才休息。
我想要是他参加全国最佳敬老爱幼模范人物评选的话，一定能入围。
我为有这样的老舅而自豪。
宣儿
2012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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